1956年初夏，北京西山的林荫小路还带着潮气，中央讨论倡导火葬的会议刚散，和周恩来并肩走向车子。那天，她低声说道：“今后我们俩，也按新办法办吧。”周恩来只回答了一个字：“好。”这句简单的对话鳄鱼配资，为三十六年后的遗书埋下注脚。
时间很快跳到1992年7月11日清晨六点五十五分，北京医院病房里，心电监护的曲线缓缓归零。接到值班电话的新华社编辑，手不自觉地捏紧茶杯，半个小时后，带着低沉语调的播音出现在电视和收音机里，全国瞬间安静下来。
城里城外的马路口站满了人，有的拎着菜篮，有的还拿着扳手。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该说点什么，只听到有人长叹：“邓奶奶走了。”短短一句，像闷雷一样在头顶炸开。
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刊出了两封遗书影印件，一封署于1978年7月1日，一封署于1982年6月17日。报纸刚到报亭，就被翻阅得卷角发白。公交车上，乘客你递我，我递他，车厢里只剩沙沙翻页声。
遗书很短，没有华丽词藻：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撒掉不保留；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公开这些请求即可。末尾写道：“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职务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简单得近乎朴素，却又句句敲在人心最软处。
有人注意到，1982年的那封信多了两条。一条是住房归公使用鳄鱼配资，禁设故居；另一条是严禁照顾亲属。细心的老干部摇头感叹：“这是真把党风问题当回事。”不得不说，这份提醒，比任何口号都管用。
回到1978年那个清晨，邓颖超醒来后喊秘书赵炜：“纸和笔准备一下，我要写点东西。”赵炜劝道：“大姐，您身体挺好，写这种东西太早了。”邓颖超摆手：“思想清楚时把事交代明白，免得临急忙乱。”话音不高，却透着不容反驳的坚定。
1982年，她再抄一遍遗书时，正是十二大召开前夕。她审视每个字，又补了那两条新内容。秘书问：“要不要再推敲？”她停笔，抬眼说：“原则的事，一个字都不能含糊。”
邓颖超坚持少说多做。1984年，她80岁，再上泰山。山风大，一身旧棉袄被吹得猎猎作响，游客想靠近，只听她笑着提醒：“别挤，站稳脚跟，比登泰山更难的任务在前面。”
同年秋天，她到宜昌。桃花岭饭店的服务员发现老人带来的箱子里装着小米和玉米面，床单打着补丁，搪瓷杯子掉漆。姑娘们忍不住小声议论：“邓奶奶这么节俭？”随行人员轻声答：“她一直这样。”这份节俭，不是姿态，而是生活方式。
1992年7月17日上午，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十八公里长安街，旗杆低垂，路边人群自发列队。灵车缓缓经过时，几个挤在前排的姑娘红着眼睛高喊：“邓奶奶，您一路走好！”没有统一口号，没有统一组织，却整齐得让人鼻子发酸。
灵车里，她身着三十多年前缝制的旧黑西服，肩上披的那块绸头巾洗得发白。有人统计，这场告别按她的遗愿取消了一切应有的仪式，只保留最基本的程序。结果却让更多普通人主动走上街头，送她最后一程——形式越简，情感越真。
遗书公开后，机关里不少干部自觉对照，写下简短的“生前预嘱”。一位年轻科员在笔记里记下这样一段话：“职位再高，也要像邓奶奶那样干干净净离开。”基层文件柜里出现了一摞摞薄薄的纸张，或许正是由这份遗书引出的连锁反应。
史书会记录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街头巷尾却记住她留下的那几句话。她没留下墓碑，也没留下故居，留下的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标准：对自己狠一点，对群众好一点。几十年过去，那几行小字仍被人时常翻起，字迹虽然已经发黄，分量依旧沉甸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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