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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正平先生是最近四五十年里在中国最早展开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学者，正如顾明远先生所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田正平教授“就在国内教育史学术界率先倡导以‘教育近代化’或‘教育早期现代化’为分析框架来考察、解释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变革……对我国教育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田正平、陈胜二位先生合著的《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以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考察为中心》，即为中国教育近代化转型的学术框架里的一部教育史著作，聚焦“教育冲突”而全景展开了对中国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的探索。这是近代转型框架里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有别于我们常见的以人物、思想、制度以及城市为主题的教育史著述，带给我新的阅读体验。
展开剩余80%这部书的风格一如田正平先生的其他有关中国近代教育的著述：竭泽而渔，“搜尽奇峰打草稿”，近代基本史料、回忆录、日记、地方志、民俗志、中外教育史学者著述、报刊、政府“官报”……数百种资料，详尽获取素材，建立起清末民初中国乡村教育冲突的整体图景，描摹其中有意义的细部细节，在历史叙述和逻辑分析中，得出若干饶有意味的结论。所谓“竭泽而渔”，田正平先生尤其看重“第一手资料”。田先生的学生别必亮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自己初入田先生门下读中国教育史博士，先生第一堂课上就特别强调“治史一定要掌握第一手资料”，并说明何谓“第一手资料”：“譬如《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文献通考》等都经过了后人加工，不能算第一手资料申宝证券，而原始的实录、档案、文献、日记等才称得上第一手资料”。这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以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考察为中心》最后部分的“重要参考文献举要”，给出了田先生做中国教育史研究关注“第一手资料”的一个例证。田先生重视“第一手资料”，更重视对“第一手资料”的梳理和分析。梳理“第一手资料”的例子，可以举出这部著作的附录一《清末浙江教育诉讼案件一览表》、附录二《清末中报道的乡村教育诉讼案件汇总表》、附录三《清末各地毁学事件简表》。这三份附录，多数材料是从当时的《浙江教育官报》《申报》《教育杂志》《东方杂志》《大公报》……等资料里勾稽出来的。分析“第一手资料”的例子，则这部书的撰写本身，就是一个范例了。
这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以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考察为中心》勾勒了乡村教育冲突表现出来的三种表征：抵制和散布负面舆论等；包括思想、言论和实际行动在内的各种纠纷；暴力行动（即习称的“毁学”）。在研究乡村教育冲突产生背景、原因、表征等问题后，这部著作也梳理出了当时社会情况下，政府和民间为解决“乡村教育冲突”所采用的三种办法：政府及“民间影响力”人士的“舆论疏导”：劝学与宣讲新式教育；民间社会组织和社会贤达的“居间调停”：调解与仲裁；政府的“公事公办”：裁决与惩罚。书中收录的浙江省桐乡县知事徐士鋆、直隶省一位视学、浙江省提学使司分别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宣统二年（1910）撰写的有关劝民入新式学堂、说服塾师提高自己业务能力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劝民不要听信挑拨、参与毁学的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告、宣讲稿，留给了我们有关当时一部分地方中下级官员的为政“心得”“经验”“心态”的“样本”，足可据以做出一篇好文章（新文学史家、藏书家唐弢先生从来都把“论文”叫做“文章”，称“学术”为“学问”）。
从世界教育现代化过程来看，这个过程的起始阶段，政府的有关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法令、举措都遭到过社会各个层面的抵制、对抗或暴力行动，英国有过这样的经历，与中国同属“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日本，也有这样的经历。中国和前述诸国的区别则在于，这样的“乡村教育冲突”，长期未能得到解决。这部著作的最后一部分，申论了在这项研究中获得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而我则以为，当今天中国的国家政权已经牢固地进入乡村，中国的国家政治和经济力量对乡村教育发生了决定性的主导时，如何以真实的调查研究为基础，以真实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为依据，作出有关乡村教育的正确的决策，而不是满足于已有成绩的宣传和夸示，或者靠浮光掠影的“调研”来率尔制作“政绩工程”，可能更重要。
记得将近30年前，我负责编辑一份报纸的月末版，其中有一个版面是“参考”，主要刊载世界各国教育信息。那时浙大等四校尚未合并，田正平先生是杭州大学教育系系主任。我找到田先生，请杭大教育系的老师供稿，田先生给约了几位研究比较教育和外国教育的老师写稿。最初的几期版面就是这几位老师给支撑下来的，不过由于对开大报，版面稿子需求量比较大，几个月后就有点儿接续不上了，我于是又转请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所老师来给这个版供稿。我非常感激这份月末版——尤其是这个“参考”版——初创时，田先生所给予的帮助。
田正平先生196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78年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杭州大学教育系陈学恂先生的研究生。2013年是田正平先生专注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25周年，也是田正平先生从事教育史研究35周年和从教45周年，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田先生论文选集《传统教育的现代转型》，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规训与书写：纪念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25周年》（刘正伟主编）。承蒙田先生惠赠这两部书，阅读所获受益匪浅。
我所工作的单位，距离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很近，所以中午我常到那儿去散步，也会碰到田先生，会在校园里聊会儿天。2020-2022年大学校园封闭，先是不能进，现在则是进门得先预约，是故2020年以后我也就没有再到那儿去散步了。算起来田先生今年应该有八十了。上个月，北师大文科资深教授、也是中国的比较教育学科拓荒人顾明远先生来浙大教育学院做学术演讲，从阚阅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合影，田先生看上去气色甚好，身板硬朗，想来应该还在做着教育史的学术吧？田先生曾在一篇未刊稿里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教育史研究，不无感慨地说：“面对现实，中国教育史原有的分析框架失去了解释力，对许多问题难以解释，不仅在课堂上，就是对自己，也说服不了。”现在30年过去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话语及分析框架终于重新建构了起来，回望学术史，田先生应该感到了宽慰吧？
2025年11月1-3日修改申宝证券，杭州西溪风情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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